文/周爱华

由于教授一年级课程较多，也由于有个90后的女儿，自任教以来，总觉得自己依然年轻，常常把“永远十八岁”挂在嘴边，也有一帮已毕业、正求学的学生朋友。静坐细思：青春，心常在，身已远，苦乐自知，无怨无悔。

毕业分配，一个现在已几乎不见的词语。那是上个世纪的1987年，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，被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。其实，知道中国政法大学是1983年，同学考入了刚从北京政法学院改名后的中国政法大学。那时还没有昌平新校。远离家乡，同学、老乡便格外亲近。经常互相串门，就连同学宿舍的同学都认识了不少，以至于来此工作后碰到了还拿那时的经历互相打趣。记得有一天的早上还没起床，同学就来敲门，说是学校食堂的伙食不好闹罢餐，同学已经把方便面的袋子从食堂的楼上挂到了地面。外面餐馆少而贵，只好来我这里蹭饭。因此，毕业被分配到这里时，其实一开始我是拒绝的。学校班车在两块板的水泥马路上颠簸了75分钟，我被拉到了郊区的昌平县新校区。

那时的昌平新校区还像个建筑工地。南北院之间还没有那条马路。校园建筑也是最基本：办公楼、教学楼、宿舍、食堂。教学楼以ABCDE命名，学生宿舍以1到9号命名。据说教学楼是以北京的“北”来规划的，要在高空才能看出。后来环阶建成，就再也想象不出了。那时没有礼堂，宪法大道、婚姻法花园也没有。一到下雨，泥泞不堪，某些路段泥水可能会没过小腿。北边的家属院里还有几家未搬迁的松园村住户，鸡鸭猪狗满院子乱窜。由于建设未完工，经常停水，我们的应对措施一是买几瓶饮料备用（那时没有这么多的矿泉水、纯净水），二便是提上大铁壶到那些住户家的压水机去打水。几经变迁，校园里大树参天，花美人美，早已看不出当年的窘迫。但依旧怀念宪法大道两侧的梧桐：淡淡的花香、密实的阴凉。

那时没有手机和电脑，娱乐活动除了学校工会组织的运动会和打牌，要看电影只能到县城里的影院（那时咱学校算是县城郊区，呵呵）。与现在不同的是，电影放映前都会放一些加片而不是电影预告。记得当时最津津乐道的便是一个中国体彩网手机版：地铁修到昌平和八达岭规划的加片。现在不仅通了高速，地铁到昌平的愿望也已经实现。

那时学生的生活条件也比较简陋，学校大会和一些文艺演出要借隔壁军校的礼堂，而一些球赛则只好到老师家去看。因此，一到赛季，许多老师家里便挤满了爱看球的男生。说起学生，由于不是师范学校毕业，在校期间没有教学的实践，因此任教初期有学生喊“老师”都会心跳加速。但在心里，我把学生看成是朋友。学习、生活，尽己所能。当时的学校也没这么多的选修课。课余时间，我们便给学生放些录像，《让历史告诉未来》、《山本五十六》、《虎虎虎》等，既学习历史又活跃生活。我总是鼓励学生要利用假期出去走一走，看看中国的大好河山，了解了解国情，找找学习的动力甚至是毕业后的方向。

和学生在一起是年轻的，甚至会感觉到童真。一次，我在给学生上课期间下起了雪。雪花洁白美丽，飘飘洒洒。一位来自海南的学生刚一下课便跑向学校大门口的电话亭，我嘱咐他慢点别摔倒了，他则一脸激动地边跑边回我：“我给妈妈打电话去，我看到雪了！”那时手机不普及，也没有微信、朋友圈。如果在今天，他可以拍个照片晒给妈妈看了。

时过境迁，“物已非人还在”，用来形容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的发展过程感觉非常贴切。现在说昌平图书馆（现在的石油大学校医院）、说册府园（现石油大学校医院楼前的小卖部）、说军大（现国防大学防化学院），可能很多人会感觉不知所云，但那时这些地方正是我们常常光顾的地方。当年一起来的同事有些已经调走，当年的学生也已经成家立业，很多已是单位的骨干。我从心里为这些孩子们感到自豪。

我还是我，从被迫接受这个角色到现在，我慢慢形成了一个固执的念头：我愿意一辈子和学生在一起，亦师亦友。我，就是一名教师！